此时张作霖离京返奉，孙烈臣总督关内奉系军政，驻节天津。在张汉卿建议下调任郭松龄为华北军司令部总参谋长，按照西北人民军模式全权负责华北军整编、训练事宜，自己却利用少帅的身份，频繁接触北方的工商界人士，介绍东北的财政政策并招商引资。
按后世的经验，对外开放才是强国之路。而中国经过2000余年的封建时期，建立了完善且实力强大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数据、产品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自然经济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就能够形成完备的体系并独立发展，成为民国军阀能够依省割据的经济因素。中国在当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大批具有浓厚自然经济特色的地主与绅商，他们的发展一般也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对全国性的市场没有足够的兴趣，并在势力范围内利用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辛亥革命时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国政府的土地改革与限制私人资本发展，采用支持当地实力派人物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与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当地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
即使有些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也只在本乡、本县、本省开办工厂，兴办实业，很少见到有跨省际的大公司。加之各地军阀纷争，安全因素不但成为商人远行的重要评估，也成为军阀为防止外来渗透而进行控制地封闭自治的一条诱因，如后来阎锡山在山西自造的小火车便是一例。
这样的经济状况，虽然在后来的抗战中有有利的一面----各地受外界封锁影响较小，均可自行作战。也有不利的一面----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这种情况是张汉卿所不愿见到的。
更重要的是东北新政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基础经济建设方面百废待兴，投资巨大。虽说这样的基础建设是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但是花钱如流水，非东北财政短期所能承受。还有政府兴建的国有厂矿，更是投资惊人，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成立2年来已发行了近5亿元的国债，尚不能满足急剧膨胀的财政投入需求。
日本倒是积极拉拢东北系的军政要员以加大日资的投入，但是与前世不同。眼看着奉系实力强大，张作霖对日本在家门口的经济投入非常敏感。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财经界要员坚持由东北联省自治政府下属之企业占有企业控股权，日商可以出资获利，且在投资项目上作了种种限制。以张作霖之声望及影响，奉系政府对付日系经济渗透可谓滴水不露。